近来借了一本胡适的演讲集，晚上得空翻一点。看到他1928年在上海光华大学关于五四运动的一次演讲，有这样一段：
   “五四运动为一种事实上的表现，证明历史上的一大原则，亦可名之曰历史上的一个公式。什么公式呢？
    凡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内，政治大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机关存在着；那么，干涉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

   胡适对于历史的规律和经验，是很乐于也很善于总结的，对青年知识分子的革命性与成就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讲到此处时，与陈独秀、鲁迅、蔡元培并无异处。然而——

   然而，在末了的一句话却让这次演讲终于晚节不保。他言道：“中国的青年，如此牺牲，实在牺牲太大了！为此之故，所以中国国民党在第四次全体会议中所议决的中央宣传部宣传大纲内有一段，即有禁止青年学生干预政治的表示。意谓年青学生，身体尚未发育完全，学问尚无根底，意志尚未成熟，干预政治，每易走入歧途，故以脱离政治运动为妙。”

   多么突兀的矛盾，真是“等闲平地起波澜”！眨眼的工夫，就咬了舌头。我很是怀疑他这次演讲的独立性。他挥洒着，奔放着，批判着，猛然想到自己的身份应有的政治立场，就这么可笑地直白了出来。

    对他老先生最后的结论，我们是不必要去批驳逻辑性与正义性的。蛇足又何来逻辑与正义可辩？

   作为一个深受西方民主教育的知识分子，他对于孙中山建立的国民党有着不渝的幻想；作为一个中国的文人，他对于蒋介石这个“党国领袖”有着传统的依附感。当自由与“正统”两种文化意识集于一身时，不可避免地要在同一张嘴巴里冲突。

   胡适不是不明白。只是他不敢正视国民党的蜕变，不敢想象领袖的龌龊面目。一旦破灭了幻想，无可依附，正统幻化成虚无，他承受不起精神上的无比孤独。

   他只能装糊涂，去换取一个集团对工具的地位的支持。

        回来一直很忙碌,没得空来写下第一次飞越国境的游记。慢慢补上吧：

                                                           8月21日    晴到多云

        上午10点，从新白云机场起飞，经过10个小时的飞行，到达赫尔辛基。咱国内都是芳华正艳的空姐，人家芬兰航空，尽是大妈，倒是有两个中国籍的空姐，只是平淡得紧。本来对同胞姐妹应该有深厚感情的，可飞机上一半是中国人，反而没了远离故土，同胞相惜的意思了。

        走出机场楼，感受欧洲白都的空气，清凉舒爽，摆脱了广州的闷热和烟尘。

        一路行来，确是想象中的北欧。

        


    九点（北京时间凌晨两点），天黑了。现在还是夏季，日照时间很长，盛夏的白夜节，当地人是要赤膊庆祝的。想到阴冷黑暗的冬季，这确实是不应该错过的美好时光。

        晚上去桑拿，如此不同的更衣室，没有人递水送毛巾，也没有带锁的衣物柜，只有一排挂钩，进来的人脱下衣裤就挂上，然后进去乐意怎么蒸怎么蒸，似乎完全不用担心别人会动自己的口袋。导游说北欧的治安好，也可见一斑。

        好虽是好，我们也只能感叹罢了。中国无法复制这样的迷人风貌，这样的安定大治。因为一来人口与资源比例相差太远，这儿一个国家就五百万人，粥多僧少；二来北欧的安全很大程度上在于小国寡民的情况下拒绝移民涌入，独善其身的态度。中国巨大的内部差异，高速密集的人口流动，只能承受伴生的痛苦。这是大国的常态，美国、西欧、俄罗斯，概莫能外。

        芬兰人的礼貌谦让，走在路上有了真切的感受，人行道不一定有红绿灯，但车辆会主动减速或停下让行人先过，完全不象国内的司机“只争朝夕”。

广州市对择校费征税——分赃。

高莺莺案“公布调查结果”——自掘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