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盘算着换一个地址,换一个名字.不过这几天没空来完成,先把原来的匿了吧.

阿森纳联赛吃瘪，却在欧冠突破；放走了维埃拉，却收获了塞斯克；伤了阿什利、坎贝尔、劳伦，却以一条替补防线在欧冠8场不失球。

     AC米兰又在欧冠的悬崖上精彩起舞。
     由于贝卢斯科尼，我对AC米兰很是别扭，但是不妨碍我喜欢三位球员：因扎吉、卡卡、加图索。
     因扎吉已将前锋的意识修炼到至高境界。他是一位外表似影星多过球星的前锋，一位盘带、对抗性、冲刺速度、射门力量无一顶尖的前锋，一位已不再年轻的、伤痕累累的前锋。就是这样一个人，左右着胜负，上演着瞬间奇迹，扮演着AC米兰最可依赖的人。
     球到禁区，因扎吉一定出现，不知道为什么他对可能的杀机有如此敏锐的嗅觉，依靠这种神奇的预判，他无论是在空位闪现，或是在与后卫纠缠，甚至即将倒地，只需要在不同角度伸出一脚触到皮球，就可以成功地结束一次进攻。如此貌似偶然的进球，却是如此不可模仿。因此虽然他不象亨利、埃托奥那样集盘带与风速于一身，没有巴蒂、哈塞尔巴因克那样的凶猛脚力，也没有伊布、舍瓦那样的头球能力，可是他收获着一个又一个进球，主宰着一场又一场比赛——如此一闪而过的锋利！

        曾在“面包房”看到2006年的12星座综合运势排行榜，摘抄如下： 
       “ 性运指数
　　第一名：白羊座
　　性运指数：★★★★★
　　白羊座今年恋爱运欠佳，情色体验却马不停蹄，浓烈如酒，驱散黑夜寂寞。”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有应验的迹象。
        阿罗说：开心就好。如果你有更喜欢的人，告诉我，我会离开的。

        今天。饭后。
        漩说：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我对她说：在纪念的灰烬中，总是会迎来重生的。我心里也自有巫山秀云，但我相信已散去，永不重现 。

      上大学的时候，余杰的书卖得挺火，拿来看过，文章确实强悍。奉为自由作家一。
        毕业之后，又有章诒和女士的《往事并不如烟》问世，少有的充满谦恭的人文气质的佳作。奉为自由作家又一。
        相较之下，章女士的书因其厚重的历史性记述更显丰满。余杰的三部曲未免戾气太重，虽引经据典、语出惊人，但斧痕甚重。这也就是年龄和经历的差距了。余杰把自己的思想以激烈的语言裸露给读者，而章女士以自己的记忆使读者自觉地思想。虽有高下，但都可作为宣传体制外的自由作家吧。
        但为什么说是“曾经”呢？
        全因为他们后来与一些境外组织的牵扯不清。这些组织或是美国政府掌控，或是所谓的“异见知识分子”，这伙人打着文学的旗号为洋主子的政治目的上窜下跳，善于利用单纯的真知识分子。以独立写作立身的自由作家们一旦与这些人为伍，无不转而以谎言和简单的民主口号无聊地攻击政府，一个人一旦有了固定敌对的意识，自由立场必定荡然无存。
        所以现在，我心目中，他们不再是自由作家。
        若我是余杰，我决不去做美国人，他自称受传于鲁迅，但鲁迅在那样黑暗的时代何曾背弃过自己的国土？还妄称大陆的李敖，李敖面对牢狱又何曾求过洋人？
        若我是章女士，我断不接受“独立自由写作奖”这诱饵。

阿罗下周要去深圳了，昨天我约她在西湖路的阿根廷晚餐，因为欧美的主题餐厅一般是不用筷子用刀叉的。上周五晚餐时阿罗交代了她不和我去中餐厅的理由：从小没学好拿筷子的手势，怕我笑她。——当时就仰天长笑
然而她这次说太远了，说去寿司，让我下了班去老地方等她——我用了一秒钟才反应过来原来我们已经有老地方了。
于是阿根廷见了鬼。
晚上我们分手的时候，我抚摸了她的头发——没有一丝躲闪，也没有一毫靠拢，就像早已熟悉。

我想最多也就是拍拍头拖拖手吧，这样精灵般的、稚气未脱的女孩子让我轻松，却不会令我倾心。

       一直以为那类养成食物怪癖且有艺术偏执倾向的女孩子不过是小说或电视剧中的虚构人物，但是上周五眼见为实了。
       拜一个！！
       阿罗是学设计的，约我在正佳对面的绿茵阁，理由是开张不久，是室内设计还算入她眼的一家。她很中意北海道鳗鱼烧饭，可惜晚上没有，颇郁闷（她）。我要了一个洋葱汁猪排，先上来了，貌似绅士先切一块给她。婉拒，且声明：荤菜食谱只有鸡肉和海鲜两类。那个汗啊！接着上水果沙律，欢迎（得意中，我点的）。其时，阿罗又自白：爱好水果沙律，在家常自制，且须托人从香港购沙律酱，不喜广州市面货色。 如雨下！！
        注：我迟到一个小时，

又看了一遍新京报对陈兴良和梁治平二位先生的访谈录《王斌余杀人案：底层群体罪与罚的正义之辩》，其中提到了公力救济的低效问题，这是一个常常在发生极端事件时为人诟病的话题。但是我想了一下，公力救济的缺陷是先天性的，硬要拿来为过度私力救济开脱未免太牵强。

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的区别是不可消弥的。

诉讼是公力救济的代表形式，也相对劳动仲裁等其他形式的执行力更强一些，但正因为是公力救济，就必须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必须要求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提供证据，必须保障双方陈述和辩论的权利，必须由法庭根据庭审情况依照法律作出审慎判决。而且判决只追求法律正义，不一定就合乎实质正义。有些人只是一味地责怪诉讼的冗长、判决的不公正，却不明白诉讼需要保证一般公正就必须重视证据，因此当事人对自己的举证责任要有充分的认识，而不是将自己个案的事实公正无限放大。法院作为一个事后追究的机构也没有能力完全清楚每一件案子的发生经过，它只能追求实现法律正义和普遍认同。因为个案的实质正义在当事人心里出于立场的不同很可能相去甚远，但是法律正义在既定证据面前是相对确定的，是可以用判决书向任何人说明的，这就实现了普遍认同，将争议降到最低程度，达到息讼的目的。以上这一切其实使每一个当事人都面临时间精力的付出和利益的风险，不只是底层群体才遭遇法律风险，退一步讲私力救济也同样有风险，因此风险不成为任何人放弃公力救济的理由。

私力救济的所谓高效却正是由于忽略对一般公正的考虑才实现的，因为这种方式从单方利益出发，依靠的不是证据而往往是暴力，也不需要求得社会认同，当然可以用简单的手段在最短时间内解决一些问题。但是私力救济的随意性和容易超出合法界限的特征经常会导致一些两败俱伤的极端后果。

所以我不满对公力救济效率的笼统批判，我们应当着力解决的是司法、仲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不作为和职务犯罪、利益集团操纵下设置的非正常程序问题，而不是以效率为由要求公力救济简单化或者鼓吹私力救济，从绝对效率上讲，公力救济永远不可能比私力救济更高效。

底层群体有其正当利益，为什么舆论和司法制度不能作些努力，鼓励他们以正当的方式去维护呢？这中间，媒体应当检讨自己的情绪，司法机关应当检讨自身建设和创新积极性。
         底层不要放弃法律，法律也不要放弃底层。